“除近亲属外，倡导农村区域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域随礼不超过200元。”2026年9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4部门联合发布《三江侗族自治县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将农村与县城的人情随礼上限分别设置在100元和200元，一同被划定参考线的还有酒席规模与标准。

　　给份子钱和酒席划定倡导性标准，三江侗族自治县并非个例。今年9月底，陕西商洛6部门联合印发《商洛市移风易俗“九项举措”倡议书》，人情礼金同样定为“农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同时倡导低彩礼、零彩礼。此前，甘肃兰州高新区也发布《抵制婚嫁陋习弘扬文明乡风倡议书》，倡导“礼轻情意重”，人情随礼不超过100元，不搞“礼金竞赛”，不将随礼金额与亲疏关系挂钩。

　　近年来，不少地方早已通过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开展人情礼金治理。这些改变有哪些意义？倡导性标准在实践中如何落地？《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

　　“人情礼”有了“参考价”

　　记者注意到，各地划出的“参考线”颇为具体。

　　按照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标准，婚事酒席男女方各办1天或合办1天，酒席费用每桌控制在600元至800元(含烟酒饮料)以内，婚车数量不超过10辆；除近亲属外，农村区域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域随礼不超过200元。

　　商洛的倡议书同样细致：婚丧喜宴农村每桌平均不超过300元、城区不超过600元；农村招待用烟均价不超10元、城区不超20元；农村用酒均价不超50元、城区不超120元；农村人情礼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倡导节俭办事，杜绝铺张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