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伟介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烈性犬（如藏獒、马犬等攻击性较强的犬种）在城市中禁止饲养，农村地区饲养也需办理“狗证”等相关手续。尽管农村地区管理相对宽松，但未办理证件或违规饲养烈性犬，政府可依法收缴甚至处死犬只，因其对周边安全构成重大隐患。

　　胡磊提到，部分城市还通过地方性法规明确禁止饲养特定烈性犬种，例如阿拉斯加犬、罗威纳犬等，饲养人需遵守当地禁养规定。若未遵守规定，可能面临多重法律后果：行政层面，公安机关可对违规行为处以警告、罚款甚至没收犬只；民事层面，饲养人需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即使受害人存在挑逗行为，禁止饲养的烈性犬致人损害仍需全额赔偿；刑事层面，若因管理过失导致他人死亡，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对于上述案件，陈嘉伟看来，法院认定高某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核心在于其“刑法意义上的过失”，即高某明知烈性犬具有攻击性且已多次伤人，却因疏忽大意未消除狗笼安全隐患，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

　　“动物饲养人对动物伤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存在管理过错。”陈嘉伟强调，高某的辩解“人是被狗咬死的，与其无关”不能成立，因为法律明确规定饲养人对动物负有管理义务，狗的伤人行为本质上是饲养人疏于管理的延伸。而“烈性犬多次伤人”“狗笼有安全隐患”等情节，既证明了高某主观过错的持续性，也加重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定罪和量刑均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