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司法实践中仍存有一些难点。吴昕栋说，修订条款涉及的三个罪名的犯罪构成仍然不够清晰，比如“高级管理人员”“同类营业”“亲友”等关键概念缺乏统一认定，需要结合个案细化判断。其次，民企腐败案件往往伴随股东派生诉讼、合同无效等民事纠纷，刑事与民事在证明标准和追赃程序上存在差异，容易造成“刑事追缴不足、民事执行落空”， 影响企业损失挽回效率。再次，量刑幅度缺乏细化标准，对不同身份主体（如创始人股东、职业经理人）的量刑可能失衡，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

　　“未来需要出台更明确的司法解释，以及发布典型案例来固化标准，进一步推动罪名适用。”吴昕栋说。

　　他强调，民企内部反腐既需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也需要企业自身构建廉洁合规体系。互联网企业资金流量大，尤其要加强内部监督，强化企业高层和关键岗位的反腐责任。国家机关与民企需要共同发力，让民企反腐走上制度化轨道。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