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除了能接触“平台软权力”的员工的“小官大贪”，传统民企的贪腐行为在互联网公司也有出现，并有显著的互联网特征。吴昕栋说，从媒体曝光及司法实践看，互联网平台的招商、投放、供应链、内容审核这四个环节容易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共性在于，权力边界模糊、技术操作留痕难、收益与流量直接挂钩。比如在供应链环节，除常规的供应商准入等寻租之外，还出现物流区域划分、数据篡改等行为。

　　而招商环节是“准入权寻租”重灾区，平台员工通常以降低准入门槛、提升类目权重等方式索贿或收受贿赂。

　　曾有一起案件，因犯罪金额之大，创下了海淀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之最，其本质就是“准入权寻租”。2017年，某大厂原餐饮主管高某以餐饮专家身份入职，负责餐饮供应商的引入、对接、日常监督、资金结算和合同续签等工作。三年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向两家餐饮供货商索取上千万元好处费，为其在资金结算、合同续签等环节谋取利益。最终，高某因受贿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杭州一家电商平台的普通运营人员王某，职位不高，但手握家具类官方旗舰店的入驻审批权。短短一年，王某收受商家贿赂高达9200余万元，他所审批通过的商家数量也远超正常水平，其中不少并不符合平台要求。最终，王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