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一开门，他直接一下子冲进来了，”玉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把我朋友家从上到下都翻了一遍，之后就让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他就坐在餐桌旁边，把我手机也抢走了。”趁贺某阳不注意时，朋友才设法联系外界帮忙报警。

　　在重庆辗转数日后，玉梅决定回到成都，“当时想着，他一直在重庆找我，可能想不到我会回去，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出于谨慎，她打了一辆顺风车，用现金支付了车费。

　　她说，自己换掉了手机号，借用他人身份证租住在成华区一栋公寓，距离贺某阳当时的住所至少20公里。安顿下来后，她找了份在美容院上班的工作。

　　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玉梅说，2023年10月28日前后，她照常坐地铁回家，刚准备出站，就看到贺某阳在十米开外等着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她带着澎湃新闻记者去到当时的地铁站，该站有四个出口，下班高峰时人流密集，“他就在我要出入的地铁口等着我。”玉梅说，她至今仍然无法想通，贺某阳究竟是怎么一次次找到自己的。

　　无论如何，逃跑变得更加困难。

　　“我上班，他就送我去上班。我下班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在那里等着我。他说，只要我跑或者有别的想法，他就去我单位闹，”玉梅说。

　　2023年4月15日，最后一次家暴发生前九天，是玉梅最接近离婚的一次。当天中午，贺某阳在砂锅店向玉梅泼去四盘滚烫的砂锅。店员报警后，玉梅在派出所坚持要求依法处理。民警再次以家庭纠纷为由劝她选择调解时，她第一次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