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讲一些细节（的时候），感觉好像我又重新被他家暴了一遍，又重新把经历过的事情又经历了一遍。”玉梅曾这样对记者说。

　　但她没有停止讲述。有些疑问，她需要解答。

　　玉梅坚持认为，贺某阳涉嫌故意杀人未遂。但和大多数家庭暴力事件一样，这起案件具有空间上的隐蔽性，难以取证。玉梅与律师想讨论的重点，在于案发后贺某阳是否涉嫌拖延就医。

　　相关司法材料称，玉梅打开房门呼救时，是上午8时35分许；四川现代医院出具的报告显示，接诊时间是上午11时。这意味着，他人协助报警后，时隔两个多小时，玉梅才得到救治。而事发地距离四川现代医院武侯院区约3公里，车程仅10分钟左右。

　　玉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事发后确有两位民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警察让我要去医院的话就先去医院。去完医院，如果还需要报警的话就到派出所去做笔录。”

　　但民警离开后，贺某阳并未立即送她去医院。玉梅回忆，他打电话让公司员工开来一辆私家车，上车后，他要求驾车者先去给车子加油，随后又让对方驶往办公地安排工作，“我们车子后面的左边是有一个婴儿座椅，我坐在中间，他就坐在右边，防止我推门下车。”

　　玉梅表示，自己多次哀求贺某阳未果，直到她用余光瞥见有人从车旁路过，想抬手敲窗呼救，贺某阳才终于同意送她就医。

　　“我的脑子告诉我说快点下车去医院，但是我的身体完全没有力气 。”车门打开后，她立即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