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辉说，会商的目的是通过法律论证，确定旅游者应该承担的救援费用。但天狗岭救援追偿最终没能列出账单。“我们曾尝试请宜春市计算一个可以用于追偿的准确数字，但做起来非常复杂，勉为其难地算出来也缺乏权威性。”徐长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闵辉解释称，核算涉及费用性质和标准的确定，需要相关部门制定细则才能执行。“即便数字能算出来，我们要向获救者收取多少？怎么收取才能在不引起新纠纷的情况下让对方接受？”徐长根说。

　　此外，作为救援行动的组织者，政府能否作为代偿主体，代替第三方救援力量向获救者追偿？一旦与获救方产生纠纷，地方政府能否成为这类诉讼的适格原告？“允许政府作为一个适格主体去打官司，这不是地方性法规可以规定的，已经超出了地方的立法权限。”闵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2018年到2019年间，黄山、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先后推行了有偿救援制度，但与江西不同，这些地区的有偿救援制度依托景区展开，规避了政府部门出面追偿的尴尬。

　　“把获救者找来，利用警示教育约谈会的机会，先是严厉批评，让他们承认错误，在这种氛围下，要求他们承担一部分费用。”徐长根说，数额最初是按百丈山风景区管委会购买雨衣、食品支出的10.56万元计算的，但周平等人感到很难接受。

　　“就像菜市场，讨价还价没关系，政府做一点妥协也很正常，最终结果双方都能接受就行。”徐长根说，2万元的追偿数额由此而来。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翟向坤看来，由于是先救援、后收费，即便在有偿救援已经制度化运行的景区，事后协商也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