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危难之时，秦腔表演艺术家始终与家国同频、与时代同行。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易俗社90余名演职员远赴华北，耗时7个月、跋涉万里慰问抗日军民，上演《打倒日本化》等爱国剧目。1937年，国难当头，剧社再度北上，《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戏一经登台，全场观众群情激愤、呼声涌动。当时的《全民报》评价其“写历史之伤痛，促民族之觉悟，振聋发聩”。

　　即便七七事变后，宿舍遭日军炸毁，易俗社排演也从未中断。社员每日自带干粮，往返20里路，到西安南郊的防空洞中排演抗战剧目，呐喊救亡。

　　如果说易俗社的秦腔人谱写了抗战救亡的慷慨篇章，那么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今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则留下一段热血滚烫的红色秦腔往事。彼时，擅长抒发情怀的秦腔化作鼓舞军民的精神号角，凝聚起民族精神和时代力量。

　　1940年前后，剧团携《好男儿》等抗战现代戏，跋涉两千五百余里下乡宣传救国。“当时剧团在雨中演，群众就在雨中看。老乡们‘把自己头上的草帽卸下来替伴奏员和乐器遮雨’。”曾经担任民众剧团班长的任国保这样描述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演出时的生动场景。

　　陕北秋冬黄沙漫天、风雪凛冽，演出条件艰苦。演员们双脚冻得溃烂出血，依旧踏雪前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原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戴静回忆，剧团常年奔走山沟，乡亲们哪怕家境清贫，也总会攒下自家鸡蛋，送给剧团表达喜爱。当地甚至流传一句俗语：顺着鸡蛋壳，就能找到民众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