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事件的公共争议核心，并非店主个人经济受损，而是基层调解处置不规范、是非边界模糊、善意行为被不当问责的治理问题。在官方尚未复盘处置流程、纠正调解偏差、完成权威正名的前提下，仓促开展社会慰问，容易弱化事件本身的治理漏洞与法治争议。

　　从社会导向层面，过早的商业与社会帮扶，容易掩盖基层调解的处置瑕疵，让公众形成“行善吃亏、社会兜底、问题翻篇”的认知，变相默认“无错赔付”的合理性，无法从根源上纠正不当处置带来的负面示范，难以修复受损的社会善意生态。

　　五问：如何终结“和稀泥式调解”，守住法治与善意底线？

　　衡阳店主扶人赔付事件，是基层纠纷“重维稳、轻法治”处置模式的典型缩影，暴露了基层民事调解流程不规范、权责界定不清晰、善意保护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我认为此案件不能简单把板子打在调解员个人身上，这不是个别调解员个人水平问题，而是一整套解纷机制缺少‘刹车装置’。”欧阳侨谈到，调解是很好的社会治理工具，但情理永远不能凌驾法律之上，法治社会既要同情逝者家属的苦难，更要守护普通人愿意伸手救人的勇气。要减少此类事件发生，不能仅仅靠呼吁调解员提升法治观念，还需要从制度层面补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