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暴走团”问题之所以难解，首先是因为参与者的侥幸心理。“二三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组织者觉得人多势众没人敢管，执法者也担心处罚引发群体冲突，往往选择息事宁人。”其次是治理权责模糊，占道归交警管、噪声归公安管、场地归城管管，但群众投诉时经常遭遇推诿，导致问题长期悬置。

　　北方某城市交管部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暴走团”的不文明或占道行为，多由群众报警，接警的通常为辖区公安，其实交管部门很少接到类似警情。一位民警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类似警情的确在公安的管辖范围内，但民警也通常只能采用劝阻手段。若劝阻无效，只能等再次接警、出警。

　　谭敏涛表示，目前类似问题的处理重事后处罚、轻事前管控，执法人员属于被动处置，且执法人员到场后往往以劝离为主，难以形成震慑。

2021年6月，“暴走团”在山东青岛八大峡广场锻炼。图/视觉中国

　　“堵”“疏”结合

　　多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除了堵住“暴走团”的不规范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更要“疏”。

　　“在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以及人们对文化、体育、心理等有更高需求的情况下，对‘暴走团’的管理，实质上是进一步讨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合理再分配，并借助法律保障再分配的公共资源不被挤占。”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暴走团”问题看起来是一个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问题，但实际上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