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秀昆介绍，在全国范围内，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的注册审批分散在交通、工商、卫健等多个部门；“黑救护车”的监管也涉及卫生、公安、交通管理、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各部门间职责划分不清，监管乏力，整治效果不佳。例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审核医疗机构救护车配置及医护人员资质，但无权处罚非法营运行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可以监管车辆非法营运，但运送患者的车辆是否属于“营运车辆”缺乏明确认定，这使得“黑救护车”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现实中，公众对于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需求十分庞大，大量的非急危重症患者因行动不便需要转院、出院时，第一反应仍然是拨打120急救热线。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副主任田振彪在2023年发表的《北京市开展非急救医疗服务的思考与建议》一文中指出，根据北京院前急救调查统计，目前拨打急救电话的呼叫量中有30%—40%属于非急救需求。

　　然而，正规的院前急救救护车难以满足这部分需要。我国《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规定？武秀昆参与起草了《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他表示，这是因为各地急救中心经费由财政保障，很难实现既覆盖院前急救又覆盖非急救医疗转运。当个人因非急救需求呼叫“120”用车，会挤占有限的院前急救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