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减负”的落地离不开问责制度的支撑。没有问责，教师“减负”的措施就只是软性要求，而非刚性约束。首先需要明确问责情形，除《通知》中明令禁止的情形外，“原则上不得”等表述也应进一步细化例外情形，并设置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防止其异化为规避“减负”的通道。其次，要提升问责方式的针对性，强化问责效果，除了约谈通报，还应将教师“减负”问责与评优奖励、资源分配等挂钩，并纳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领导班子履职尽责的考核。最后，要坚持常态化监测、督导、巡查与问题投诉相结合，尤其要以“互联网+督查”等方式畅通投诉渠道，落实投诉人信息保密要求，及时反馈投诉结果，充分发挥教师和其他社会主体的监督作用。

　　从长远看，要真正让教师“减负”，安心回归教育教学的本职工作，单纯依靠教师“减负”的制度设计难以完成。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的加重，本质上是不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和不完善的学校治理结构所产生的系统性偏差。只要教师评价机制中催生形式主义的指标依然存在，学校治理中的岗位职责与事务继续“错位”，教师“减负”的效果都难以长久持续。因此，教师“减负”要“治本”，尚需教师评价与学校治理的系统性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