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明说”在红学史上有着极为蛮长的脉络，它的起伏演变折射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多世纪来的精神历程与时代焦虑。理解这条线索，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下争论的历史维度。

　　20世纪初，蔡元培出版《石头记索隐》，系统提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的观点，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蔡元培治学严谨，搜集了大量史料，试图在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之间建立严密的对应关系：以贾宝玉影射康熙废太子胤礽，以十二钗影射清初名士。在民族危机深重、反清情绪高涨的年代，这种解读暗合了时代心理，具有特定的历史合理性。

　　位灵芝对此提出：“索隐与考证在红学史上常如‘一体两面’。”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自传说”挑战索隐派，讥其方法为“猜笨谜”。胡适通过发掘敦诚、敦敏等人的诗文，确立了曹雪芹的作者身份，将红学研究引向实证道路。

　　考证派与索隐派在后续发展中也并未截然分开，时常相互渗透。位灵芝观察到：“即便胡适的‘自传说’，也未完全摆脱索隐思维。”胡适将贾府与曹家、宝玉与曹雪芹一一对应的做法，在方法论上与索隐派有着相似的内在逻辑。红学大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中集考证派之大成，梳理曹家家世时也难免在某些问题上陷入索隐式猜想。

　　由此，中国传统的“文史互证”研究方法，本身就包含了对文本多义性的承认，但也容易滑向过度的历史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