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为认定依据上，合同可约定生效司法文书包括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等，作为认定雇员不诚实行为的关键证据，同时不必机械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双方可进一步约定，在刑事程序尚未终结时，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调查报告等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据，亦可作为理赔启动依据。

　　从严格的法律关系上讲，员工诈骗的直接受害人是储户，而非银行。因此，银行的赔付行为在形式上是一种“代偿”。“这也提示我们，此类案件在责任划分与损失认定上仍有细化空间。”崔春霞表示，也许储户是否存在过错、是否需自行承担部分损失等问题，在同类案件中仍需进一步厘清。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