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互联网环境天然存在不同话语空间的相对区隔。围绕“端午安康”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学者、媒体评论员及部分深度互联网用户中，相关的考辨文章和讨论在微博、知识类公众号等平台上年年可见。而“端午安康”的日常化传播，则更多地依托于微信群、朋友圈以及各类表情包的流转。两者的受众群体并不高度重合。对于大多数普通使用者而言，他们接触到的是已经“表情包化”的“端午安康”，而不是追溯其源头的学术考证文章；转发的是一个节日的仪式感，而并未涉及对其背后历史论证的认同或不认同。这种传播在渠道和受众上的错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争议与传播年年并存的现象。

　　第三，当“端午快乐”与“端午安康”在公共传播领域已然成为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时，一种“最小风险原则”便开始发挥作用。商业机构、国际组织、公众人物等公共性强、受众广泛的传播主体，在节日期间发布祝福内容，首要考量的往往不是文化立场的表达，而是传播的顺畅与安全。在争议面前，选择“端午安康”这一更不容易引发“批评”的说法便成为稳妥之举。这一类传播主体的选择，并非出于对“安康”说法的认同，却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端午安康”的可见度与使用范围，加速了它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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