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件事看似琐碎，却显出卢见曾不以兴作求名，不以扰民为能的为政思想。首先不是坐堂听讼，而是到争议现场辨明权属。其“亲民”并非姿态，而是一种治理方法。再是他对开矿的态度并非笼统推崇或排斥开发，而是先算百姓要承担什么，把民力承受能力置于政绩冲动之前，体现出一种朴素而重要的次序观：国家求利，不能先伤民生；地方有政绩，不能以百姓巨大的额外负担为代价。

　　兴利除弊：把民生判断落在水土之间

　　卢见曾转任江淮多地，水利与田土成是他施政的核心。江淮地区以农业为本，水系既关乎灌溉、泄洪，也关乎田产边界与乡村秩序。水利决策一旦失当，表面上可以增加垦田数量，实际却可能损害数千户长期生计。卢见曾在蒙城处理“官塘开垦”一事，当时有人把八十三处官塘定为可垦之地，前任已上报获准。卢见曾到任后力主停止，理由很直接：塘水是农田之本，若为眼前垦殖数量而毁掉蓄水系统，受损的将是大范围、长时期的农业生产。

　　官塘并非闲置土地，而是维系灌溉的基础设施；评价一项政策，不能只看新增耕地的账面数字，还要看它对整个水土系统的影响。卢见曾敢于推翻已经上报的方案，也说明他不把服从既定方案等同于尽职尽责。真正的行政责任，是在发现决策有害时及时纠偏，而不是以“前任已定”“上级已准”为由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