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见曾为政强调官员必须以自身行动取得百姓信任。洪雅亲勘山地，滦州及时释放因借粮案受株连者，使其返乡耕作，永平亲自筹划河工，遇到湖北水灾又催促任职当地的儿子迅速赴任，这些事迹都说明，他把“在位尽责”看得重于避事保身。时人称他“人短而才长，身小而智大”，称赞的并非外貌反差本身，而是其处置繁难事务的能力。

　　卢见曾并非一味以强硬为能。墓志说他长于除强治剧，却也指出他再任两淮后以平和补救早年施政的峻厉。这个变化值得注意。地方官面对积弊，需要果断；面对复杂利益，又不能只靠意气。刚正若无程序，容易变成个人独断；宽和若无原则，则会沦为因循。卢见曾后期的治理更接近二者平衡：大事守住公义，小事讲求情理，利用商力赈灾兴学，同时通过明列征收、核定价格等办法限制寻租。

　　这种行政信用还体现在他对“私”与“公”的排序上。墓志记载，他长期宦游在外，直到晚年归乡才修整祖墓、设置祭田、周恤宗族。墓志本有表彰先人的文体特点，不宜把它当作毫无修饰的实录；但与其长期奔走地方、屡次赴难的仕历相互印证，仍可看出他以公务为先的自我要求。对传统官员而言，民众无法掌握复杂制度，只能从官员是否亲临、是否公开、是否担责来判断官府可信与否。卢见曾为政的“俭勤”，正是以行动来缩短官民之间的距离。

　　功过之间：在制度边界内理解循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