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见曾并非简单排斥盐商。盐业需要商人资本和运输网络，灾荒赈济、城市建设、书院经费也往往离不开商人参与。他所要约束的，是凭借特许经营与信息优势侵夺灶户、操纵价格、把公共收入变为私下支用的行为。他任长芦盐运使时，把商人应纳正课和各项征收明白标注在盐引上，压缩胥吏上下其手的空间；再任两淮后，地方有灾，他又倡率商人出资救济。可见其盐政思想不是“官与商对立”，而是以官府规则校正强弱失衡：商人的财力可以用于公共事务，但必须在清楚的名目和边界内运行。

　　乾隆五年，卢见曾第一次离开两淮，并被令赴塞外军台充军。关于此事，地方文献多强调他触犯盐商利益而遭构陷，墓志则记载制府、盐政以结党等事参劾，朝廷从轻处置。史料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一次复杂的官场处分简化为单线条的“改革受难”。但可以确认的是，他的盐价调节和产权裁断确实压缩了部分商人的获利空间，也使他置身尖锐的利益冲突之中。卢见曾后来获召回，先后治理滦州、永平、长芦，再度回到两淮，说明朝廷仍认可其办事能力；而他的施政也由早年的峻厉转向刚柔相济，既坚持原则，也更加注意协调执行。

　　崇文兴学：把文化建设纳入地方治理

　　卢见曾的文教事业常被当作名士风雅来写，实际上，它与他的地方治理观紧密相连。传统社会的行政力量有限，地方秩序不能只靠刑罚维持，还要依靠学校培养士人、形成公共议论、延续礼法规范。墓志说他“尤以兴学造士为先”，并列举洪雅雅江书院、六安赓飏书院、永平敬胜书院、长芦问津书院等。书院之于卢见曾，不是点缀政绩的建筑，而是地方治理的长期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