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两淮预提盐引案爆发。历任盐政和运司被追查，案件涉及巨额提引余息未纳入正式财政、以公用名义购办物件以及官商之间长期形成的非正式支用。已经致仕的卢见曾因长期任两淮盐运使被拘审，最终死于狱中。对于他的具体责任，后世地方志叙事、家族墓志和盐政史料评价不一。把他完全写成受害者，或用末年案件否定全部政绩，都不够审慎。

　　这场结局反而揭示了卢见曾治世实践的内在局限。其一，传统盐政高度依赖官员个人操守与官商关系，公共支出、商人捐输、代办物件之间界限模糊；即使出发点包含赈济、兴学和地方建设，一旦缺少透明账目与稳定程序，也容易滋生侵蚀和追责风险。其二，循吏政治能够依靠能员迅速除弊，却难以保证制度在换任之后持续。卢见曾在长芦把征收明列于盐引、在问津书院设置经费成规，恰是试图把个人善政转化为制度；但两淮盐引案说明，这种制度化仍远未完成。

　　因此，评价卢见曾，应当既见其志，也察其制；既看他为百姓解决了什么，也看其所处制度留下了哪些灰色地带。《清史列传》以文苑名之，地方社会以循吏颂之，盐案又使其背负争议。三者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卢见曾：他不是毫无瑕疵的道德符号，而是一位以儒家价值进入复杂官场、做成许多实事，也最终被制度困局反噬的文人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