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任长芦盐运使的卢见曾创办问津书院。《长芦盐法志》记载，书院由盐商捐出宅基，卢见曾与商众共同筹建，设讲堂、书室和学舍，延师选徒；教师束修、学生膏火和日常馔食，则由专款生息持续支付。这样安排比“捐资建校”更有意义：它不仅解决一次性营建费用，还建立稳定的运行经费，把商人捐助转化为可持续的公共教育资源。卢见曾在盐务中借助商力而不止于商利，正体现了他对地方治理资源的整合能力。

　　在扬州，他修整书院，组织诗文活动，延揽惠栋、戴震、卢文弨等学者，连接藏书丰富的盐商与需要资助的学人。史料记载，他在官署周围形成了兼具文学交游和学术整理功能的文化空间。这样的活动固然有文人雅集的一面，却并非只有宴游唱和。学者得到书籍、刻资与交流条件，商人收藏进入校勘与刊刻体系，地方官则以行政声望促成合作，扬州由此成为乾隆中期重要的学术节点。

　　卢见曾主持或资助刊刻《经义考》《周易述》《大戴礼记》等典籍，编成《雅雨堂丛书》。这些版本的价值并未随时代消散。雅雨堂本《大戴礼记》吸收戴震、卢文弨的校勘成果，订正旧本多处讹误，至今仍是整理该书的重要校本。由此看来，卢见曾的“崇文”并非脱离政务的个人雅好，而是在保存典籍、扶植学者、培养地方人才之间建立文化基础。养民解决当下生计，兴学则培厚长久秩序；二者在他的治世实践中本是一体。

　　俭勤守责：以行动建立行政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