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家长选择封闭式矫治，本质是一种“外包责任”和“暴力解决冲突”的心理防御机制。当亲子沟通破裂，家长面对挫败感和无力感时，承认“我无法教育好孩子”会带来强烈的自我否定。将孩子送入机构，意味着把教育责任交给所谓“专家”，潜台词是：“不是我不会教，是孩子问题太严重，只有强力手段才能改变。”

　　李业宁表示，封闭式机构承诺快速改变行为、实现服从，正好满足部分家长对秩序和控制的需求。同时，家长群体中的相互影响、社会比较和压力，也会推动他们合理化极端选择。

　　回家之后

　　7月4日上午，选择原谅父母的星尘送回广东打工的父母一起去机场。吴女士说：“我们做父母的是着急，没有恶意把他送到那里。”她觉得自己常年在外，钱没赚到，孩子也没照顾好。虽然原谅了父母，但星尘后来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以后可能不太敢完全信任我妈了。”

　　肖伟被接出来时，第一反应不是庆幸，而是恐惧：“我还以为她不满意，准备再找一个地方把我送进去。”如今，他仍在家做游戏代练。但他决定入秋后找工作、搬出去住。

　　但也有一些被接出的学员仍难以释怀对父母的怨恨，甚至认为应把父母送进“赋苗”改造，还有人将赋苗和父亲一同列为被告提起诉讼。

▲王超在家打游戏

　　王超出来后，仍过着“网瘾少年”的生活。父亲通过朋友介绍保安工作，王超因无法适应倒班和劳累辞职，父亲不满，之后又介绍民宿接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