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说，这差不多是汉唐时二十个县城的总和，是目前所见五千年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遗址，“甚至是商代以前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遗址”。

　　规模之外，还有另一笔账。

　　韩建业计算过，仅仅修建围绕九台的环壕，工程量就需要五千个人连续干上一两年。而为九台挖壕沟，只是整个南佐基建工程中一个局部，整个城址包括宫殿、居址、高台、道路、水利设施等等。没有挖掘机，没有卡车，也没有水泥，黄土只能一筐筐挖，一担担挑，再一层层夯实。有人开沟，有人运土，有人筑台，有人伐木，还有人负责测量，让所有建筑按照规划落成，可能需要数千人连续劳作数年。

　　韩建业说，南佐是在很快的时间内规划和建设的，史前遗址大都是如此，良渚、石峁、陶寺等遗址也是。一个靠血缘维系的小村落很难做到，“一定是把很多不是同一个血缘的人集中到一块，大家共同建设一个都城”。

　　南佐周围还分布着面积数十万平方米的同时期聚落，韩建业等人推测，南佐建设时可能从周围吸引或迁入了大量人口。原本依照家族、氏族结合的人群，被重新组织在一个更庞大的共同体里，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家，由此诞生。

　　“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韩建业说。国家并不意味着有了后世的皇帝、官僚或郡县，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出现了：有人支配资源，有人组织生产，也有人承担劳役，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血缘集团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