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萍描述，有一些加盟商、代理商，与人力资源公司、财税公司签订“业务外包”“转包”等协议。层层传导的压力之下，一些大代理商把自己的业务分包给小代理商，后者还可能分包给个体承包商……“一环套一环，像毛细血管一般。”孙萍写道。

　　但致诚中心认为，有一些转包更像是平台设计的责任隔离墙，比如王福民遇到的七八家发薪单位，是“批量新设、无人员、无资产的供应链或科技公司。运行逻辑是（与骑手）轮换签约”。

　　对照现在的司法实践，确认劳动关系往往要求劳动者指明一个具体的相对方。“要是骑手同时举出两家公司去仲裁，很可能被驳回。如果仲裁委的驳回理由是‘材料准备不充分’，法院不会受理诉讼，会让骑手多准备材料，再去仲裁一次。”罗仪涵说，接下去，“要是骑手仲裁赢了，仲裁结果是A公司赔偿，A不服，要去法院一审，如果（骑手）败诉，（骑手）再考虑要不要起诉B……真的会打上好几年（官司）的。”

　　罗仪涵对澎湃新闻表示，一些骑手想维权却不知道应该告谁，劳动仲裁与诉讼就会存在很多变数，容易久拖不决。

　　以2024年12月最高法发布的第42批新就业形态指导性案例为标志，各地法院逐渐运用穿透技术来审理相关案件，通过各种证据确定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进而判断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不过，致诚中心收集了230份法院穿透之后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倾向于把平台下游的二级商户认定为用人单位，没有大型外卖平台被认定为用人单位。

　　被“众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