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调查发现，这场招投标存在诸多破绽。“一标段和二标段中标公司的分项报价表中，各分项单价、总价完全一致，仿佛出自同一模板。而三家参与投标的公司，其投标文件中除报价外的响应文件，也高度雷同、一字不差。”梁伟说，这些明显的巧合，根本不是偶然，而是典型的串通投标痕迹，足以证明他们提前协商、统一操作。

　　一家混凝土公司顺利中标后，该公司负责人夏禹并未否认串通投标的行为。“我知道相互陪标、串通报价是违法行为，但为了企业能活下去，只能被迫配合。”他说。

　　时任这家集团招采合约部部长杜亮，作为这场暗箱操作的主要执行者，道出了背后的真相。“当时集团董事长在会议上明确要求，混凝土采购项目利润空间大，既要提前谈定价格、锁定供应商，又要完善招投标流程，把‘面子工程’做足。”他说。

　　事后，杜亮交代，他还让人在评标过程中提醒评标专家“不要过于苛刻”，对投标文件的审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避免出现废标情况，确保内定的三家公司顺利中标。

　　实际上，当时这家集团法务人员曾在会上明确提出，这种“提前定价和走招投标过场”的操作方式涉嫌违法，可董事长却置若罔闻，当场安排杜亮负责该项目的全程落地实施。

　　“这家集团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即便下属知道违法，也不敢反对，即使反对也没啥用。”梁伟说，这家集团呈现出权力失控的状态，这是滋生串通投标、利益输送等违法行为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