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她的交管12123的考试预约页面依然显示“驾驶证业务存在异常嫌疑”。

　　关山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她回忆，不管是电话咨询，还是直接去现场办理，车管所工作人员都表示不了解她这种情况，不了解相关政策和规定，只知道上报信息系统人员的名单由当地卫健部门每半年发一次，后续流程需要她再去问其他工作人员。车管所工作人员还称，要解除驾照限制，她必须去省内指定的5所医院重新做诊断，拿到新证明。

　　闻飞观察到，如今一些医生也发现，一旦上报，对患者来说后续会很麻烦，例如，有的地方患者去住酒店，警察会上门询问动向。因此，医生诊断“六大类”时非常谨慎。

　　李晴现在下诊断时也会十分审慎。“如果患者确实无法工作、经济困难，上报能改善生活；如果患者能上班且不愿被标签化，就不要轻易去限制他。”

　　“总体上，现在诊断更多受‘社会管理’考量影响，而非纯临床判断。”李晴说。

　　被上报信息系统对患者病情是否有影响，闻飞说因人而异。他看到有些患者接受了疾病，学会与之共存，但也有人因“标签”带来的限制而极度痛苦。

　　李生观察到，她接触的社群成员中，有些人花三五年，进行症状、自我状态的管理，慢慢从疾病诊断的视角跳出来，选择去经营自己的生活。有些人则会因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身份标签更加恐惧。

　　李生认为，信息系统应向真正有需求的患者分配救助资源，并且公开透明、遵循知情同意原则。但目前执行下来，更像是“我（患者）是你工作任务的一部分，把我（患者）当成一个需要完成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