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为例，张晓凌分析道：“二者虽基于同一历史瞬间，却展现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后者是中国写实主义工笔人物画的一次重要突破，唐勇力摒弃了对历史场景简单的纪实性再现，转而运用象征手法，将众多当时未能亲临大典现场的重要人物绘入画中，他把中国红基调、金碧辉煌的传统纹样、汉白玉、巨大的灯笼、飞翔的和平鸽、‘游观性’与装饰化的空间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走向新生的精神符号……此作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其体量，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张工笔画；其次，唐勇力对新中国诞生那一刻的精神氛围与想象力的营造是成功的，作品带有很强的穿越时空的象征性；再者，在语言和技术上的突破，作品尺幅巨大，他对长线的驾驭能力，即便是在如此宏大的画面上，有些线条的流畅度和表现力甚至可以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这应该是新时代以来重大题材创作中一件被历史铭记的作品。”

同时，张晓凌也指出，重大题材并不是指人物众多、场景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指这一题材在历史上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他举例道：“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路》，其所描绘的虽然是一条西伯利亚看似很普通的路，却因为它是流放革命者的道路，而被赋予了非凡的历史意义；在何孔德的作品《论持久战》中，通过艺术的再现，毛泽东手中的笔就是重大题材，因为这支笔写下了《论持久战》，映照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