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点就是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公司对主播是劳动管理还是基于双方《主播合作协议》的经纪管理。”北京中凯（杭州）律师事务所、本案代理律师王登伟认为，扭转案件走向的关键，除完整的证据链外，还有五位出庭作证的前同事。“证据包括社保缴纳记录、收入证明、工资支付流水、工资条、排班表、优秀员工证明、相关聊天记录等，共同反映了6年期间当事人是接受单位的劳动管理和规章制度约束的。”

　　在王登伟看来，该公司一系列操作的核心目的，是规避劳动关系。签的合同是明确排除劳动关系的《主播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保，但不以公司名义缴纳，避免留下以公司名义用工的痕迹；劳动报酬不透明、不走对公账户，而是通过私人账户发放。“带货主播的劳动报酬非常高，若按实际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公积金，对企业而言成本特别高。”王登伟表示，一旦认定劳动关系，公司的工伤责任、月最低工资保障、经济补偿、加班费等成本陡增。此外，签订的《合作协议》或《经纪协议》中，公司设置多项不平等退出和违约条款，主播基于法律意识不足和不平等地位，使得公司在退出机制中有更大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