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从主观上看，丁某某与杨某某达成以“某投资计划”巨额预期增值收益为贿赂形式的合意。根据杨某某供述，“某投资计划”具有巨额增值高度可能性，本身是针对C公司少数高管给予的物质激励，邀请丁某某参加“某投资计划”就是因其此前的职务行为，向其进行利益输送。根据丁某某供述，杨某某向其承诺，会通过内部操作等方式保证“某投资计划”获得巨额增值利益，丁某某对此具有明确认知。二人达成以“某投资计划”巨额预期增值收益为利益输送形式的行受贿合意。在出资过程中，丁某某又与C公司签署了“保底条款”，约定“C公司保证丁某某的资金安全，若投资出现亏损由C公司承担，收益归丁某某所有”。上述“保底条款”进一步免除了丁某某的投资风险。丁某某享受的收益不是资本市场的自然收益，而是“权力的对价”。

　　其二，从客观上看，“某投资计划”具有封闭性、稀缺性、非公开性特点，丁某某系因其职务行为，得以参与杨某某发起的“某投资计划”，并由杨某某全程操盘运作。经查，杨某某发起的“某投资计划”仅针对该公司高管等少数人员，除丁某某及两名公职人员（均另案处理），C公司未接受外单位人员参与该投资计划，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稀缺性、非公开性特点。丁某某作为例外参与该投资计划，是基于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以及此前对C公司及杨某某的帮助行为，是权力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