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牵头组建红军“野菜委员会”。为规避风险，委员会建立了严格的“尝草规程”，还将可食植物按毒性、口感、营养价值分级，编写成吃野菜须知手册。

　　在这套严谨的野菜甄别制度下，黄花草完成了从无名野草到应急充饥野菜的区分登记。然而，这是在万般无奈的比较之中所作出的选择。红军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减毒流程，即便如此，黄花草副作用依然明显。

　　1936年7月，松潘草地。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干事刘毅采下两株黄花草，装进随身携带的小盒。部队断粮多日，刘毅和战士们开始采集黄花草，这将是他们今后一段时间的主食。手册上“微毒，不得已时可食”的字样，是绝境里无奈的选择。草地上植物看似繁茂，可食而无毒的有限，又多被先头部队采过。黄花草分布广、再生快，成了战士们碗里最后的东西。

　　此后几十年，刘毅戎马南北。1975年，他把两株黄花草捐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从葛曲河畔的泥沼到国家博物馆的恒温展柜，这两株植物走过了40年。它们纤弱、朴素、沉默，却在绝境中撑起了信仰的重量。

　　辣椒

　　——快要冻僵的手脚重新动了起来

　　长征与辣椒，有不解之缘。

　　1935年6月，夹金山南麓的硗碛，动员会上，台上的人举着一根干辣椒对全团说：“明天上山，每人带足干辣椒，冷得不行了就嚼一口。”这句话被每一个战士装进了心里。

　　一名女红军端起碗辣椒汤一饮而尽，碗底朝天时抹了一把嘴，说：“辣得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