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注重西方理论模型的中国化。比如大小传统理论模型问题。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其著作《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一书中提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多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大小传统的分析框架自提出以来，即被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广泛接受，并运用于有关的文化研究中。而《论衡》一书中所讨论与批判的诸多故事、说法、观念，王充不是冠以“世俗之议”，就是称作“儒者之言”，世俗与儒者，似乎很契合“一般民众”和“知识精英”的身份，“世俗之议”与“儒者之言”，似乎也可以与小传统/大众文化与大传统/精英文化相匹配。但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大小传统的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对《论衡》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