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提出新观点。比如，在探讨以王充为代表的汉代士人对“天人感应”的态度时，作者认为，以基于“自然”的“偶然”解释奇异现象，强调灾异、祥瑞的出现与政治无关，是符合王充的学术立场的，体现了王充身为儒者，力图以真实来教化世人的济世情怀。然而，就《论衡》全书来看，王充对于灾异的看法一以贯之，对于祥瑞的看法却前后不一。这说明，王充讨论“天人感应”，不仅仅是为了教化世人，也有“为汉平说”的政治目的。可见，王充对“天人感应”的讨论，既为济世，也为利己。在探讨以王充为代表的汉代士人对鬼神信仰及相关风俗的态度时，作者认为，王充通过辨析鬼神本质，否定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流行观念，进而批判了这一观念支撑下的厚葬、祭祀和禁忌等风俗。王充斩断了鬼神与祸福的内在关联，从儒家礼义角度重新诠释风俗，强调其社会功能而非超自然意义，其批评在士人移风易俗的思想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人才观方面，作者指出，王充对人才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文章写作才能，这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特长，王充一再强调繁文之人为人中之杰，其实就是在变相地自夸。因此，王充论人才，根本目的在于凸显作为文儒、圣贤的自己，并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文章写作才能获得重用，成就一番事业。王充在讨论人才之后，多次向郡守提出举荐自己的请求，甚至以文儒能够更好地歌功颂德为理由，向君主直接自荐。这些都说明，王充对人才的讨论，是完全着眼于个人得失的，体现了利己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