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为先。论世要求研究者对当事者所处时代的各种情况了然于胸。《济世与利己》将王充思想置于汉代思潮演进的漫长历程中，突显其产生和发展的诸多社会背景及其独特性，将《论衡》中涉及的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丧葬、祭祀、求仙、禁忌、天人感应、命、儒生文吏、圣人贤者等问题，作为王充思想的大背景，甚至其思想的直接来源。首先，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初，通人群体兴起。通人指以儒学为本，但不拘泥于师法家法，而兼通数经、旁及“诸子”的知识群体。其中，以扬雄、桓谭为代表的一部分通人，不仅希望通过倡导博通，扫除儒者各立门户、抱残守缺之弊，也希望藉助“诸子百家”之学来纠正正统儒学中的某些神道化因素，恢复原始儒学的本来面貌。这种倾向，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很明显，体现了王充对桓谭、扬雄思想的继承。其次是现实主义的回归。王莽新政的实施可以说是儒家理想主义的顶峰，而新政的失败使得很多儒者开始将理想与现实分隔开来，对现实政治表现出更加理性乃至实际的态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主义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者自身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东汉初，士人求媚于上、歌功颂德之事常见，尤其对于那些“俗儒”而言，现实精神与儒家理想之间的张力更为明显，王充作为“俗儒”的一员，其思想亦显示出这种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