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走出去层面，比如以唐朝玄奘西行为例，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其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并在此期间继续游学东印、南印、西印、北印等诸国。前后十七年，遍学了当时大小乘各种学说，在五印佛学界声望渐隆，被美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既努力把中国和中国文化介绍给印度人民，应印度童子王之请，把《老子》译为梵文，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学习、研究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地区各国历史地理的经典著作，成为印度和中亚一些主要遗迹考古发掘的依据。又带回梵文经籍657部启程归国，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把印度佛教经典和印度文化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并且在中国发展了唯识和因明学的理论，创立了法相宗。此外，还有鉴真大师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的成就本就是在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中形成的，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