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使得“一个中华”获得政治和文化强烈认同，形成国家政治一统基础上包容多样、协和万邦的治理智慧。“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下，思想一统、文化一统、民族一统、天下一统都是应有之义，形成兼容并蓄的“大一统”胸怀。思想上，自确立儒家正统以来，上下以儒为纲、兼容并蓄，形成了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如忽必烈推行“汉法”，建立元朝，在保留民族特色基础上融合与统一全国上下思想，维护政权稳定；文化上，针对地域广阔而形成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一统的整合性和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包容情怀，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实现中西方之间互通有无；民族上，中国是由多民族国家组成，在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华夷一家、休戚与共多元一体的格局；天下观上，施行仁政，强调民胞物与、仁及天下，以一统政治为保障，尊重多样、求同存异，推进国家和世界的和平与文明。总之，“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包容特性以坚强的政治保障。

　　（三）地理条件：不同生态文化区域间互相依存

　　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文化的性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中国发展所处的独特多元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地理环境是影响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