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哲学倘若拒绝对作为“时代声音”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能够回应时代问题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从而才有资格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有学者意识到：“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有无世界意义，有无现代价值，是要深入到现代世界实际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去加以衡量，而不是要在西方的哲学著作中去加以衡量。”梁漱溟先生当年刻意强调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是耐人寻味的。正是这一自觉定位，才使得他有可能发现传统思想的当代意义。

　　现代性把今天的人们抛入了一个精神上的“无家可归”的境地。现代性的西方文化基因，使中国人在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已然沦为心灵上的“游子”。倘若失却安心立命之所，人们不免惶惶不可终日。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使得人们冲破传统的“牢笼”而“离家出走”。这貌似是一种“解放”，人们为此而欢欣鼓舞，有一种卸下重负的轻松和愉悦。但当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处寻找“家园”之际，却蓦然发现自己早已斩断了同“传统”之间脐带般的关系。于是，文化上的“寻根”就成为现代人难以摆脱的宿命。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是：究竟到哪里去安放自己的那颗孤独的心灵？孔子及其代表的文化传统，无疑寄托着作为其精神“后裔”的我们在现代性际遇中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