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同孔子照面时，亦须秉持一份“温情与敬意”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我们的身外之物，在根源的意义上就构成我们的存在本身。因此，需要对其作一种生命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有可能使后人避免在古人面前陷入自卑或自负的偏执和误区。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文化传统作生命观的态度。

　　钱穆认为：看待文化，就像看待人的生命一样，“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这意味着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我们所分享的文化传统在经受“洗礼”中不断作出“损益”，这是“变”的一面；但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并未因此而改变，因为被我们所分享的文化传统始终保持其自我同一性，在不断的自我甦生、凤凰涅槃中实现自我肯定，这又是“不变”的一面。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命运所体现的辩证法。

　　对于彼时的中国存在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钱穆也有类似的判断，他在批评历史学领域中存在的偏颇时说：“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所谓“迷于彼而忘其我”也就是陷入“无主体”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