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铭认为，青少年社会性成长有三大刚需，社会交互、社会认可、社会接纳。而这些在网络中几乎都能获得，不断的赞赏、无顾忌的倾诉、低压力试错、低代价失败，真实世界给不了，孩子自然转向手机。“手机化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我们的错。”

　　徐凯文把“空心病”的成因归为三重：一是“西方病”，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造成人的异化；二是“教育病”，教育商品化、功利化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三是手机和网络，社交剥夺、睡眠剥夺、注意分散、成瘾、人格改变五大危害并存，还要警惕网络情绪垃圾品和AI伴侣滥用，后者可能成为“空心病升级版”。

　　陈行甲则把镜头拉得更开，诊断出挤压孩子与老师的系统性困局。学校被指标考核、老师被绩效考核、孩子被分数考核，退缩、休学、自伤、沉迷网络本质上是孩子面对系统压力的心理避险。同时，家校信任危机失衡，家庭把教育期待和心理风险转嫁给学校，老师既要教学又要兼任心理咨询师，被推到最后一道防线却缺乏支持。物质条件越好，孩子越缺少在真实挫折中磨砺抗挫力的机会。

△图为重庆市远恒佳学校总校长、昆明丑小鸭中学创校校长詹大年

　　重庆市远恒佳学校总校长、昆明丑小鸭中学创校校长詹大年对“厌学”做了重新界定。他认为，孩子厌恶的不是学习本身，也不是上学本身，而是在上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不适应的关系。玩手机、情绪对立、早恋、抽烟酗酒、自我封闭、离家出走、躺平、抑郁，表象各异，根源都是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