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即便对中国当代艺术一知半解的人亦可看出其问题所在：除了市场上那些弄虚作假的数字，以及艺术家们在财富榜上相互攀比的欲望外，当代艺术在其他方面——比如，在价值建构和原创性方面，则一无是处。自从资本、利己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剪断当代艺术的超验性脐带后，艺术家们似乎再也没有兴趣仰望星空，为信仰而战了。主体的俗化，作品的矫饰化、技术化，已成为当代艺术的基本表征。然而，“现代艺术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当代艺术亦如此。倘若以此为坐标，孙博文出道即巅峰这一现象便变得可以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他本人及其作品满足了知识阶层、公众对当代艺术家及当代艺术的集体想象：以主体生命的纯真性去感知与生成形而上的世界，让灵魂重返艺术真理的位置，并在那里建构信仰体系与救赎功能。

毕竟，对世俗社会的芸芸众生而言，一个浑沦博大、空明无执的超验世界，既能在视觉上提供前所未有的美感，又能在精神上为心灵寻觅到栖息之地。同时，一个超验性主体远比一个世俗的利己主义者更符合他们对“艺术家”的期待。只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自1990年代以来，那些具有超越性品质的艺术家如何在消费主义社会中整体性崩溃的事实，便可理解公众对理想主义人格的渴望。

如此一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于此：如何重建以生命纯真性感知为核心的超越性主体？

如果孙文博的人格、作品能提供一个答案甚至标准答案的话，毫无疑问，那将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嘲弄——尽管是无意的。

少年孙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