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毫不怀疑孙博文的大泼彩绘画是在中国画变革的历史逻辑中展开的，但我们依然要强调这一点，即大泼彩绘画是建立在一个生命觉者对“生命的超象”塑造的理想与激情之上的。理想在前，语言的创新便尾随而至。如果说孙博文的大泼彩新体改变了当代中国画的版图、格局、语言体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其定义的话，那么，这或许是孙博文对当代中国画的最大贡献。具体而言，可从两点看：其一，孙博文以大泼彩之全要素、体系化的革故鼎新，丰富了当代中国画技术体系；其二，孙博文的大泼彩来源于内在的生命觉悟，而非单纯的视觉感知，因而，它为当代中国画提供了一套高度精神化的语言体系，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画乃至中国当代艺术所缺少的。

稍具吊诡意味的是，孙博文的精神虽然屹立于时代的最前沿，但身上仍执拗地保持传统文人的品质。比如，他毕生都坚守诗书画印一体化的创作观，作品形制上亦多用卷轴、长卷、手卷、扇面等。站在其作品前，恍然觉得有三个孙博文重叠而立：传统文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真人”的。

就精神生活的本质而言，晚年的孙博文走的是一条回归之路：向自然、宇宙回归，向上帝、道回归，向生命的本真回归，而这正是他的大泼彩艺术的出发点与终极归宿。在那里，孙博文彻底完成了生命与灵魂的重塑。

从孙博文开始，我们学会了仰望星空。

（文/张晓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孙博文《咫尺千里》69×170cm 2001年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