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草书是魏晋羲、献草书之后的一个重要节点。事实证明，盛中唐张旭、怀素狂草的崛起，开启了中唐草书的转捩，并使唐型狂草与晋型草书臻于并峙，从而为晋唐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至少在初唐、盛中唐开启的草书鼎盛格局尚未进入书史视野。不仅如此，初唐对“法”的崇尚，反而使初唐对魏晋羲、献草书远为隔膜。因而，虽然唐太宗李世民大力倡导推崇王羲之书法，并推为“书圣”，但王羲之风规玄远的行草在初唐却并未流行起来，真正大放异彩的却是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的楷书，乃至魏晋王羲之的尺牍草法有被埋没的危险。孙过庭在初唐的出现，矫正了初唐“尚法”的片面化，而在初唐真正将崇尚王羲之的偶像与价值意义提示出来，这便是对魏晋草书的书史追寻。因此，在书法理论批评史上，孙过庭对初唐“尚法”书风具有理论批评转捩意义，并揭橥初唐推崇王羲之书风的真正价值。从孙过庭开始，唐代书法发生重大转向，由“尚法”走向对草书的价值追寻，而其核心即魏晋王羲之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