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在初唐因受时代所压，未能产生整体重大理论与创作影响。但是由于孙过庭的理论努力，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拨了初唐一味“尚法”的创作倾向，而使对晋韵的理解接受构成初唐后期的理论创作思潮。李嗣真《书后品》对“逸格”的倡导，应该视作对孙过庭晋韵揭橥的呼应。而紧接而起的，盛唐时期张怀瓘神、妙、能三格理论批评范式的建立，便是对初唐“二王”书法的重新评价、接受与调整。张怀瓘的理论建构，力矫初唐“尚法”书风，以对魏晋王羲之草书的推崇，抑羲扬献，直接挑战唐太宗李世民推为书圣的王羲之，认为其“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其草书的创造性难抵王献之。在他笔下，王献之成为继张芝之后，传承“一笔书”的草书天才。这便从根本上扭转了初唐书法潮流和审美主旨，将初唐崇尚楷法转向盛唐的推崇狂草，从而为草书的晋唐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相对于魏晋羲、献草书，唐代草书由张怀瓘理论批评开山，确立了盛唐狂草审美主潮。而张旭、怀素则从盛中唐狂草创作实践上，完成了由晋型草书到唐型草书的转换。在草书笔法上，由篆籀笔法强化了羲献草书单一的绞转笔法，从而完成了唐人草书范型的建构。这构成中古草书史的一大变革与转换。由此，晋唐一体化构成草书史书史境遇的审美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