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黄庭坚几乎是先觉地避开了正统帖学套路，而从《瘗鹤铭》碑刻摩崖的奇变雄拙入手，建立书法图式，进而与张旭、怀素唐型狂草加以融合，建立起继晋唐一体草书范式之后的宋型草书范式。这是开辟中古后草书范式的一大关键与转捩。由此，黄庭坚的草书在宋元明前期都普遍遭遇冷漠乃至否定。原因恰恰是由于，黄庭坚的草书不是延续《淳化阁帖》正统帖学而来，而是以意求变、求奇，打破儒家中庸美学规范，以禅宗之顿解寻求大草之形上神魄。对草书史而言，这是独特的“这一个”。而就北宋尚意书风而言，黄庭坚也是北宋书家中唯一在草书领域获得书史证悟的天才性人物。

但对于黄庭坚的草书，即便是师友之间的苏轼，还有名高一代的米芾都有些并不以为然甚至加以揶揄否定。似乎对于苏、米而言，草书尤其狂草，并不适合北宋尚意书法之文人化境遇。他们将尚意书风定位于趣味和情本体的闲适表现，有时也颇倾近于禅学机锋，但对狂禅书风，如狂草的浪漫放旷，便感到极度的不适与不安。所以黄庭坚的草书，对苏、米而言便变得极为陌生而在心理上加以拒斥。这从苏轼针对黄庭坚草书的批评性言论——韵俗，便不难窥出。而米芾一句“草书不入晋人格，终成下品”更是耐人寻味。虽然他自己曾尝试用晋韵写草，但始终捉襟见肘，才力大屈，不了了之。

黄庭坚晚年草书“黔州之变”，使他的草书进入了草圣之境，他自己都不觉引以为傲：

如此草字，他日天上玉楼中乃可再得耳。

书尾小字，唯余与永州醉僧能之。若亚栖辈见，当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