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自元符元年（一〇九八）迁戎州安置。三年后复鄂州盐税。徽宗崇宁二年（一一〇三），因所作《承天院塔记》被谤讥为“幸灾谤国”。除名，贬管宜州。虽命运蹇蹶，一贬再贬，愈贬愈远，乃至蛮乡僻壤，并同时连遭三次元祐党禁，但黄庭坚却愈挫愈勇。至刚至大之圣贤人格与浩然正气，支撑着他走向生命与书艺的辉煌顶点。他的草书不仅没有因命途之困境而衰退，反而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他的草书伴随着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而愈益迸发出不可遏制的创造力。他曾评述自己在宜州的草书创作说：

予往在江南，绝不为人作草。今来宜州，求者无不可。或问其故，告之曰：“往在黔安，园野人以病来告，皆与万金良药。有刘荐者谏曰：‘良药可惜，以啖庸人。’笑而对曰：‘有不庸者，引一个来。’闻者莫不绝倒。”

从在黔州时，拒绝以草书酬答，并认为不得笔，意到笔不到，绝不为人作草。及至宜州，则主动要求为人作草，来者不拒，并求者无不可。表明黄庭坚在宜州之际于草书已充满自信，并入无可无不可自由之境。黄庭坚曾有一段对自己草书自戎州至宜州后的评价：“至元祐来所作书帖差可观。然用笔不知起倒。亦自蜀中归后书，少近古人耳。”南宋朱熹虽为理学家，但于黄庭坚草书却极具史眼，可谓精鉴：“山谷宜州最为老笔，自不当但，以工拙论。但追想一时忠贤流落，为可叹耳。”精鉴可谓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