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宗购古今书，而使王著辨精确，定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间一手伪帖太半，甚至以《千字文》为汉章帝，张旭为王子敬，以俗人学智永为逸少。如其间以子敬及真智永为逸少者，犹不失为名帖。余尝于检校太师李玮第观侍中王贻永所收晋帖一卷，内武帝、王戎、谢安、陆云辈，法若篆籀，体若飞动，著皆委而弗录，独取郗愔两行入十卷中，使人慨叹。

苏、黄、米对《淳化阁帖》及编纂者王著的批评，无疑是极为严厉的。在他们眼中，《淳化阁帖》几乎没有什么书史价值，更不用说帖学谱系的创立了。那么，他们这种认识是否客观公正呢？抛开《淳化阁帖》所收作品真伪不论，从长时段书史来看，《淳化阁帖》毕竟还是起到了搜集、整理、传播“二王”帖学的重大书史作用的。晚明王铎即是以对《淳化阁帖》终生不懈地临创：“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集帖学之大成，成为明代帖学中兴之主。沙孟海评王铎说：“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夫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以说是书法界的中兴之主了。”

可见，抛开书史成见，《淳化阁帖》在帖学史上，自有其不可否定之地位。由此，紧接下来的问题可能便是，依苏、黄、米之睿智与对书史之洞悉力，他们难道就不懂得应辩证地认识评价《淳化阁帖》的帖学史价值吗？问题的症结可能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