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一体化草书史内在结构的建立，从深层表明晋唐两大草书体系的内在联结。二者在内在结构上是一体两面，而并不是游离断裂形态的。这突出表现在，初唐孙过庭对羲、献草书笔法的深刻理解与接受方面。即是盛中唐，张旭、怀素的草书笔法，也是与以羲、献为核心的笔法传授谱系渊源有自的。怀素早年草书《论书帖》便是纯粹的晋人风格。怀素中年草书风格的转换，来自于张旭、颜真卿的笔法承递与启蒙。而唐代草书传承谱系，据张远彦《法书要录》，便是传自以蔡邕为始祖，围绕钟、王为中心的《笔法传授人名》。就草书笔法而言，张旭传颜真卿，颜真卿传怀素。颜鲁公虽不以草书名世，但却对草书笔法会之以深。他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便是以对张旭笔法精诣的诠释，而弘扬了张旭笔法。同时，他又以张旭传人的身份，将张旭草书传之怀素，使怀素将张旭草法与颜鲁公篆籀笔法合而得之。从而继张旭之后，建立起唐型狂草范式。可以说，唐代大草是建立在羲献以来魏晋笔法基础之上的。旭素在羲献草法的基础上，拓而化之，以使转笔法和篆籀笔意为旨趣，融汇晋唐，始得以建立起唐型狂草风规。

从书史上看，笔法传承谱系到晚唐终止。经历了晚唐五代战乱，宫廷收藏的晋羲、献墨迹丧失殆尽，因而笔法失传。至北宋，内府已无魏晋真迹存焉。赵构《翰墨志》：“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又云：“书学之弊，无如本朝。”因而，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对笔法的研悟阐释，不得不建立在个体实践的艰难探索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