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中国文化发展之高峰，也是文人化书法真正确立时期。陈寅恪评价宋代文化时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作为文化、书法巨匠，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北宋尚意书家，他们面对晋唐两座书法高峰，不得不产生历史的前瞻与思索：既不能无视晋唐，完全走一条自我之路，这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同时，他们又不能匍匐于晋唐两座书法高峰之下，一味膜拜。由此，他们选择了一条中间的道路：于晋唐两者之间各有取舍。如苏轼表面崇晋，但却对《淳化阁帖》一味否定。在北宋崇王风气中，也并未见出他对羲、献的兴味，而是对颜真卿、杨凝式大加赞美推崇。他在诗中表达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很好地诠解了他对书法创造性的尊崇和追求。是“意”而不是“法”，构成其书法创作的核心题旨；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较苏轼仅小八岁，因而在师友之间。黄庭坚的书法创作观念与苏轼高度一致。他也极力推崇独创性，而鄙弃为人作计。他在诗中写道：“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由此，对独创性——尚意的高度尊崇，使苏、黄、米三家，在晋唐之间各取所需，从而，超越对晋唐的追随而实现了宋人的书法个体性创造。如苏轼以颜真卿、杨凝式、李邕为基，又融汇王僧虔，正取顺守，走向自我个性书风的创造；黄庭坚早年取法颜真卿、苏轼，后以《瘗鹤铭》为文本，鱼龙化变，摆脱苏字笼罩，成一家法。其中他在书法审美观念上倾向于追求晋人之韵，而在创造践履上则倾向于唐人，无论是于楷于草，都最终得力于唐人。而在创作态度上，则是正取逆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