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诸种原因，北宋苏、黄、米诸家对魏晋“二王”一脉帖学，采取了间离的立场，并由此对晋唐一体化下的张旭、怀素草书也采取了贬抑的立场。这尤其以苏轼为极端。从审美立场而言，北宋书家对书卷气的推重，使他们于书法更重内在气韵，注重蕴藉、雅化和不激不厉的书法风规，而反对书风的一味张扬激烈。在很大程度上，黄庭坚草书在北宋书坛的崛起，是突兀和令人诧异的。这存在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北宋确乎不是一个接受大草的书法时代。苏轼对张旭、怀素狂草不遗余力地攻击，便说明了这一点。在一个文人化书法空前高涨的时代，文人书法审美的主体性——书卷气，才成为北宋尚意书家普遍关注追寻的价值中心，而不是书法的纯粹风格表现——不论这种风格具有多么强烈的个性和形式张扬——苏轼对张旭、怀素狂草的抨击，恰恰是因为旭、素狂草除了强烈的风格表现之余，缺少文人书法审美所应感受到的书卷气。由于大草是帖学内部的产物，因而，推动大草的深化发展，需要来自帖学的支撑。而在北宋，帖学的核心部分，“二王”帖学笔法已基本失传，作品真迹已几乎没有遗存。因而北宋代表书家苏、黄、米，对“二王”一系帖学都并不热衷。这从他们对《淳化阁帖》冷漠批评的态度即可看出。而苏轼对颜真卿的推崇，明显要高于王羲之，这表明在苏、黄、米三家心目中，“二王”帖学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他们将寻求书法的突破点放在唐人而不是晋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