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张旭、怀素草书的否定性批评，无疑是不公正及缺乏理性立场的。同时，也经不起来自书史的检验。但其中所表露出的批评观念，却带有北宋特定书史时代背景下的认识和审美的局限，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书史上米芾虽未见有对张旭、怀素草书的批评文字，但他认为“草书不入晋人格，终成下品”，则也可据此推测出他对张旭、怀素草书的批评认识。

而以苏轼为代表，黄庭坚、米芾为主导，他们在对“二王”帖学的认识态度上，是不无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以晋韵相尚，黄庭坚对韵的强调，米芾对王献之的激赏，以至将斋号名曰“宝晋斋”；但另一方面，苏轼却公开以颜真卿取代王羲之，此推唐迈晋之意已昭然若揭了。此外，黄庭坚对北宋书坛流行学“兰亭序”之风也大不以为然，写诗揶揄抨击：“俗书喜作《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却到乌丝栏。”更进而论之，不论是苏轼，还是黄庭坚、米芾，皆对《淳化阁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对编纂者王著大加贬斥批评：

辨书之难，正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恶则可，自谓必能正名之者，皆过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饯行》一帖，乃张说文。又有“不具释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谬。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惟《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

（王著）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盖美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周越。诚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