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甲戌”即一〇九四年，黄庭坚时年五十岁，也即是说，黄庭坚明确表明自己是在五十岁开始顿悟草法，得“草书三昧”的。他还表述当时自己的草书创作状态：“若得明窗净几，笔墨调利，可作数千字不倦，但难得此时会耳。”黄庭坚自言，五十岁时于黄龙山中得“草书三昧”，但五十岁时却未见留下草书代表作。他的真正意义上的得“草书三昧”的开山之作为《廉颇蔺相如传卷》。这卷草书长卷出世即高峰。此卷一出，标志着黄庭坚草书创作臻至高度成熟之境。同一年，他进入草书创作高峰期。陆续写下《刘禹锡竹枝词卷》《李白秋浦歌跋》。这些草书杰作，建立起宋型狂草典范，也改写了草书史。这突出表现在，黄庭坚对草书空间性及草书空间构筑的拓化与悟解：空间大于时间，打破唐型狂草，时间主导空间的主体特征，导致狂草风格发生重大变化。由此，黄庭坚从深层触及到草书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草书孰慢孰疾？他写道：“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余将至青衣，吾宗子舟求余作草。拨忙作此，殊不工。古人云‘匆不暇草’，端不虚语。时涪翁五十六矣。”

黄庭坚以自身的草书创作体验，有力地证明了草书失之于快，而需慢，于此，笔法上也表现对篆籀笔法的匹配要求。他说：“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

草书笔法上的缓异，使黄庭坚将太极意识注入狂草笔法；并使其在草书空间结构上，趋于空间构成的奇幻、环抱、繁富。在这方面，黄庭坚草法直接开启了晚明王铎晚年草书长卷创作的变法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