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因为在笔法上传承无门，才会有士大夫“讥东坡不知用笔，左秀而右枯”。同时，才会有米芾“集古字”之举。就北宋草书历史境遇而言，由于失去笔法传承，加之难睹魏晋“二王”真迹。因而北宋在草书取法与创作实践上便陷于困窘。这也促使、改变和决定了北宋书家对魏晋“二王”，乃至唐代旭素草书的态度与评价接受。当然这种书法观念改变，还与北宋的人文观念与审美立场有关。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北宋书法改变了初唐以来，对以羲、献为代表的魏晋书法的推崇，而转变为对唐代颜真卿、李北海、杨凝式，尤其是颜真卿的尊崇。颜真卿最终经北宋苏轼的推崇，而取代王羲之，成为书史第一流人物。这可视为唐宋书法审美观念的重大转变。苏轼一段话，再清晰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苏轼作为北宋书坛领袖，他的这种理论批评表白巳强烈表明了北宋书法的历史选择。同时，他还进一步表明他对唐代张旭、怀素狂草的批评否定态度。他在《题王逸少帖》中写道：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